[代笔]哪里有代笔
03月 22nd, 2009 by admin
Posted in 衣服 | No Comments »
$一般古龙的小说首次出版的时候都是在报纸上连载
都是边写边出版
个别时候 古龙先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及时完稿（出国、生病、喝醉、没感觉等等等原因）请别人代笔完成
金庸先生也有这样的情况 如《天龙八部》 星宿海那一段就是倪匡代笔 结果把阿朱写死了 引为遗憾
为古龙代笔的作家：
上宫鼎，系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合用的笔名，取“三足鼎立”之意。
刘氏三兄弟是古龙小说《剑毒梅香》的续补者。刘氏兄弟祖籍湖南衡阳，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国外留学，获博士学位，有的步入政界，官至台湾政府部长。上官鼎在台湾武侠文学界十分有名，其主要作品有《沉沙谷》、《铁骑令》、《七步干戈》、《侠骨关》、《金刀亭》等。
于东楼，原名于志宏，天津人，台湾作家和出版家。于东搂早年留学日本，喜爱文学，创作了不少现代枪战小说。七十年代中期在台北创办汉麟出版社，成为众多武侠小说家的密友，经常为朋友代笔续写武侠小说， 古龙作品《风铃中的刀声》《铁剑红颜》等由他续补完成。八十年代后期，于东楼离开出版界，开始独立创作武侠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烟雨千重剑》、《铁剑流星》、《魔手飞环》、《短刀行》、《侠者》等。于东楼的武侠小说结构严密，情节奇诡，节奏明快，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性格鲜明，深受学者和专家的好评。
墨余生，本名吴钟绮，海南人。生于1921年。卒于1985年，台湾武侠小说家。他创作了几十部武侠小说，其中《琼海腾蛟》、《海天情侣》、《明驼千里》三部曲最为有名，在大陆也曾一版再版。墨余生的作品蕴藉深沉，情节奇幻，场面极有气势，而文笔又颇有古风，人物刻划也有一定功力。古龙作品《剑气书香》、《剑气严霜》由他续写完成。
丁情，本名蒋庆隆，曾在台湾电影界工作，后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被视为古龙最得意的弟子，《那一剑的风情》、《怒剑狂花》、《边城刀声》等作品均由他创作完成的。从现有资料来看，丁情身世孤苦飘零，性格孤独复杂，又爱惹事生非，人生之途坎坷。古龙却十分喜欢他，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天才去影响他，鼓励他放手创作。丁情没有辜负古龙的厚望，于是武侠小说家的行列中，又多了一位新秀。丁情的创作深得古龙的精髓， 从语言到情节到人物，几乎是原汁原味，令读者真假难辨。但这种刻意模仿却不符合文学创作的真谛，写出的作品虽然很有古龙小说的神韵，却失去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还有司马紫烟给你介绍个人吧920638823加这个qq现在是我哥们，找他给我做毕业设计认识的！是比较接近史实。
与民族基本没有关系，所以才有很多汉人力保大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杰出人物，并且还要求加入旗籍。
旗人实质是政党组织而非民族。
满族最早的祖先来自通古斯，被明朝收留到长白山地区。后来逐步并入蒙古部落旁支而发展壮大，并接受了比他们发达的蒙古文字，如叶赫部落就是蒙古部落旁支。曾假借女真名称，后又被皇太极禁止。后期的满族成员复杂，很多有功的蒙、汉等族均被抬籍入旗，后来都被称作满族。实际上上被称为旗人更合适，入旗籍就像今天的入d党，只不过更难些。旗内各族可以自由通婚，不能与旗外人通婚称旗、民不通婚。例如加入旗籍的汉人不能与不在旗的汉族通婚，但可以与当时的满族、在旗的蒙古族通婚（如康熙的母亲就是在旗的汉族）。对违反通婚规定的旗人的惩罚就是开除期籍。
其实东北的很多满族人都是明末从辽宁、关内劫掠而来的汉族人。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满族人是汉姓，最著名的如曹雪琴。
政治合成民族 — 满族
新中国建立之后, 御用文人学者, 为了学习苏联, 为了政治正确, 确立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个民族, 族族伟大光辉, 族族共创灿烂中华. 以定下的政治目标后, 翻遍古藉, 把历史进行重新大演译. 他们在满清时代的蒙-满-汉三类原始兵团的八旗基础上, 以他们的后人划立组成”满族”. 为了为这个政治民族增添光辉, 涂上金粉, 从中国古藉上, 找些在中国古代, 由远古到近古, 凡是在东北出现过的东胡人, 也即是出口转内销的所谓通古斯人, 其中包括肃慎人、挹搂人、勿吉人、女真人 , 渤海国人、金国人, 这全都是政治民族满族的祖先. 这个满族可谓”历史悠久”, “灿烂光辉”, 网上一些认同了”满族”, 自号满洲的人, 曾经号称满州历史六千年, 比中华五千年, 还远久一千年, 甚至有海外满独, 更进一步, 号称满州历史八千年. 无论是国内满遗隐独, 还是海外明码满独, 他们全都在官方民族史观, 民族政策的演译基础上, 发展他们的”慕容复”事业前奏曲–鼓起民族自豪感, “满族”有伟大光辉民族文化历史, “满族”民族自古独立.
对於这个所谓几千年一条龙的满族来说, 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肃慎、挹搂、勿吉等远古部落, 因年代太久, 这些人没有自创文字, 进行自我记录, 而只能依靠邻居华夏人代笔, 华夏人见到就记, 看不见就不记, 所以远古不同时代的原始东胡人, 根本没有连贯性可言, 那些猎人, 牧民, 他们搬迁, 游移, 被人教化, 同化, 他们到了那里, 他们是谁, 谁也说不清楚. 至于近一些时期的渤海国, 追踪比较容易一些, 但同时来争的人就多了. 有朝韩人认为渤海国是他们祖先建立的. 在海外论坛有土耳其人认为渤海国是土耳其人的祖先建立的.
我认为渤海国是当时当地的土人, 在中原来的华夏人协助下, 共同建立. 他们的后代那里去了? 答案是消融于中国. 金国的情况也一样, 生女真人是黑龙江以北更北, 靠鱼猎为生的原始东胡人. 在唐朝没落后, 东北权力真空, 他们占了时机和地利之宜, 女真人南下渡江, 后来在有更高知识的华夏人协助下, 组织复杂的政治架构立金国. 后来蒙古人联合南宋灭金国, 一些侥幸没被消灭金国女真人, 成为北方汉人, 也即是说, 少数生还的金国女真人, 消融于中国. 在明末东北的后金, 亦是同样情况. 奴儿哈赤的生女真一族, 五百年前, 还在黑龙江以北更北的地方鱼猎, 过着住鹿皮帐, 穿鱼皮衣的生活. 在明朝时期, 他们接触到西南面的蒙古人, 学蒙古人抄来抄去的蝌蚪字母, 拼写他们的语言. 努儿哈赤一族, 根本不认识原本抄袭华夏字, 制造女真文字的金国女真人. 因此, 努儿哈赤族, 满州族的先祖,根本接不上和他们自己声称的和金国女真人的承传关系.
“满族”是在50年代的马列政治意识下, 人为地把满清时代奴儿哈赤建州部生女真人, 一些和奴儿哈赤合作蒙古人, 和一些投降奴儿哈赤, 被奴儿哈赤女真人收编的汉人, 及一些奴儿哈赤女真人被抢略成为奴隶的汉人, 等集各族群后裔的政治大合成. 真正称得上”满”的, 其实只有奴儿哈赤部族的后人. 这个部族五百年前是处于原始部落群居状态, 三百年前处于奴隶社会状态. 在明未李自成造反迫死崇正后, 奴儿哈赤部族在历史契机下, 霸占全中国, 并学习和利用华夏文明的政治技术, 加入他们世传的女真原始奴隶社会概念, 并有效地统治中国, 奴役了中国人二百六十七年. 在这个时期, 真正意义上的满人, 也是处于半奴隶社会的形态, 而且还拖累了华夏文明大倒退.
这才是真正的”满族”历史.
关于女真人是不是满族的祖先的论证。
1，无论是肃慎、挹娄、勿吉还是靺鞨都不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名字，而是古代中国人，更确切得说是古代汉族人（包括华夏族先民）对位于今天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域包括今天日本北海道、关东地区的称呼，根本就不是楼主文中千方百计暗示的一个民族名或民族共同体的名字。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人对于周边外族并不怎么热心，更不可能会对其究竟是一个民族或一大批民族感兴趣，有的只是一个笼统的地域称呼，比如把草原上所有游牧民族，也不管是这些游牧民族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甚至不是一个人种，统统称之为胡；把欧洲所有国家都称为佛郎机。古籍中所谓的肃慎、挹娄、勿吉还是靺鞨都是这一类的名词，根本就不是什么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名字。举一个，就拿靺鞨来说，所谓的栗末靺鞨是和汉族朝鲜族一样的束发农耕民族，连服装都几乎一模一样，而黑水靺鞨则是一个剃环辫的渔猎民族，其发式服装文字语言和栗末靺鞨有着天壤之别，更别提什么民族认同感了，如何可能是一个民族？至于其他的安车骨、拂捏之流根本就是尚处洞穴时代的原始人，差得更远了，根据民族一词四个共同的概述，这靺鞨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民族。肃慎、挹娄、勿吉等也一样。
2，关于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的问题。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努尔哈赤一族根本就不是什么女真人，如果有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清楚得发现满人和金女真人无论在服装、发式、文字上根本就扯不上任何关系，也无任何继承性。尤其是文字，任何一个民族对其民族文字的感情是无须多论的，女真文属于象形文字，甚至在明朝还相当流行，明永宁寺碑（设于明奴尔干都司首府特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上就与汉蒙两族文字并列，可见其流行程度，而满文则是回鹘系字母文字，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体系，可见女真和满人从根上就不是什么一族人。而且满人自己也从不认为自己不是女真人，视女真人为劣等民族（当时尚有女真人存在），满人对汉族最忌讳的除了被汉族人称为胡外就是被汉族人将其与女真人混为一谈，纵观满清一朝，女真二字根本不见书册，甚至连《四库全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满清官方编篡的书中都见不到女真二字。清酋皇太极更是公开将女真人称为墨尔根，称自己民族为诸申，最后为此还改族名为满洲。因此楼主硬要把女真人归为满人祖先实在不可思议，要是楼主生在满清的话，凭此一点怕就要被抄家灭门，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所谓“明代以来，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南迁，尤其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离开斡朵伦（今依兰马屯一带），南迁到吉林乃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根本就不合历史事实。根据中国和朝鲜的历史资料如满文老档、明朝官方档案及朝鲜李朝历史记载，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根本就不是什么“离开斡朵伦（今依兰马屯一带），南迁到吉林乃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根据历史文献和专家考证，其原住地在今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东北的会宁、咸兴、镜城等地，猛哥帖木儿其人也不是什么中国人，其人最初是朝鲜李朝册封的万户，后因获罪鲜王李朝而北逃中国奴尔干都司为明朝皇帝所收留，即所谓的明朝增设建州左卫，说穿了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是一外国政治难民，哪里是什么南迁女真人。依兰马屯只是猛哥帖木儿从朝鲜逃到中国境内后的第一个落脚点，这地不是他满人的而是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的。
3，所谓的明朝的野人女直、建州女直、海西女直的关系:其实三者不是一个民族。海西女直其实是蒙古人，如叶赫部就是蒙古土默特部旁支，哪里是什么满人。野人女直和金女真有直接关系，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服装发式和金女真没多大分别，应当是女真人，但决不是诸申，后来也未融入满族。至于建州女直嘛，正牌的早就没了，正牌的建州女直和明朝皇室有亲戚关系，早就不知道在哪代被国外流窜来的外来户努尔哈赤一族给篡了，至于努尔哈赤一族是哪族哪来的，见上文。
清初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口总数
顺治五年，八旗满洲有男丁55330人，八旗蒙古28785人，八旗汉军45849人,按照一丁对五口的比例,则八旗满洲共30万人口,八旗蒙古共14万人口,八旗汉军共25万人口.另有包衣男丁216967人,共100万包衣人口.
康熙六十年八旗编审丁册
满洲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蒙古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汉军、抚西尼堪、拜唐阿尼堪、台尼堪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一十丁，包衣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四丁，共六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一丁
依据一丁对五口的比例，满洲共80万人，八旗蒙古共30万人，八旗汉军120余万人，包衣共120余万人
清皇太极诏曰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老挡》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条：“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清初，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和圈地，所有的八固山（八旗）贵族和普通批颊人（披甲人）阶级几乎都拥有了自己的奴隶，他们获得奴隶的途径有四条：
1、通过战争俘获的俘虏。“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仆”；“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这些大量的无辜各族人民被强制沦为奴隶，再加上大量的所圈土地，使满清治下的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农庄。
2、买卖人口。入关以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贩买人口为奴仍存在。北京就有“人市”，“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从焉”,在满清治下,汉族人民是可以与各种牲口一起自由买卖的.而且买卖人口是清政府法律所许可的，康熙二十二年规定：“旗下官兵，须用奴仆，除直隶各省大小文武官员及驻防将军、副都统，不准买所属之民外，其余仍照旧买人”，所以，文武官员竞相“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
3、将罪犯及其家属没入为奴。这样的奴隶也占相当数量，凡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往往家产充公，家属发给“批颊人”（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为奴。《满清律》规定：“谋反及大逆”之家属，“男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所谓为奴,实际上女性被充作军*,日夜供批颊人淫乐,反复轮*(某些人所谓的融合),男人成为苦力,除去必要的生活保障外，一切产出均被无偿地侵占,以供其玩乐.
4、投充的奴隶。满清入关后，宣布“贫民无衣无食”者，准“投入满洲家为奴”。实际上，女真依靠权势，强迫大批汉民投充为奴。“距京三百里外，耕种满洲田地之处，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汉人投充之后，身分降为奴隶，生活处境更为艰难.
满清就是这样为了在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惜开历史倒车的。这样野蛮黑暗的压迫如何不激起人民的反抗？已经成为满清奴隶的众多汉人不能忍受如此无耻血腥的压迫，自杀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康熙，这个阴谋家也不得不自供说：“朕见旗下仆婢，往往轻生，投河自缢，必因家主责治过严，难以度日，情极势迫使然”，“先时，满洲往往轻毙其家人，朕乃立为差等之罚，今此风则少息矣”。奴隶主杀他的奴隶，只要受“差等之罚”就可以了，而所谓的差等之罚，实际上只不过是增加一些赋役罢了，大多也是走走过场，或者由汉人代为埋单，最后还是由汉人来承担他们犯下的罪恶，而即使是这样的惩罚，也不是满酋良心发现，而仅仅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已。
由于汉族奴隶的大量逃亡，使满清统治者感到危机，认为奴隶逃亡将首先损害批颊人的利益，批颊人又是满清立国和维护罪恶统治的基础，于是制订出极其狡诈阴狠的《逃人法》。其具体内容是：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的，各鞭一百，流徙边远”。用白话说就是逃跑的奴隶只给予轻量的处罚，而窝藏的人则要毫无回旋的予以抄灭，甚至株连乡邻。以严厉惩罚“窝主”为侧重点的逃人法不惜株连众多，引发公愤，也要保障其八固山统治集团的利益。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knowbldu/blog/item/0dcfa5081ba115d763d98674.html
[转贴]”女真”与”满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2008-07-27 10:25一 两个民族的起源与民族构成
“女真”与”满洲”这两个民族的组织结构和华夏族都相差甚远!
女真人的族源异常复杂，它开始被称呼为”女真”时只是一个庞杂的民族集合体的概称，类似于突厥系，分支众多。其生存方式类似西方的斯拉夫民族，都是发源于森林的民族，虽然包含有游牧的部落，但整体上并不完全以游牧为主。女真人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北宋时。
满洲(通古斯)人根据中国百科全书记载，是蒙古人种的北极亚人种，与爱斯基摩有亲缘关系。叶赫那拉·根正（慈禧弟弟的孙子）郝晓辉在<<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中也写到: “最早满族是从通古斯来的，也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在西伯利亚可能是受到了俄国哥萨克人的排挤,因而迁徙到中国明朝的东北，被当时的中国明朝政府收留。”满洲”的形成远远晚于女真,成立于1635年农历10月13日。<<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中写到: “说起清廷，或者说满族的传说很复杂，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的往上追溯，也只有六代，到上面第七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记载了。我们家的家谱上也是这样。”在构成上”满洲”还包括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成分。确切的说当时的满族只是一个政治团体。
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也说满洲人自称是女真的后代。那么为什么满洲人要自称是女真人的后代呢?可能是满洲人的祖上被女真统治过，所以自称是女真后代。打出了与早期女真人同源的幌子,以便反叛明朝，建立政权。就像当年匈奴人刘渊一样，为了占领中国，居然也打出了“汉”的旗号一样，滑天下之大稽，为了政治目的而欺世盗名。事实上,满洲人也曾经自称是日本人的后代,这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建立满洲国。在溥仪为祭祀日本天照大神而特发的”国本奠定诏书’中,满人认祖宗是清河源氏,以天照大神为国教,视日本先祖为满洲先祖,修建国神庙。
二 “女真”与”满洲”的历史发展比较
1,女真在金国后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蒙古人灭亡金国后,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根据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金国公布过的人口统计,女真人只有400多万。在经历战乱和屠杀后,残留的女真后裔被继续汉化,以至于在蒙元占领中国时期明确规定“女真生长汉地，同汉人”，这个时候的史料也记载“父虽虏种,母实华人…非复昔日女真。”说明女真人在蒙元已逐渐失去了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换个角度思考,即便女真的后裔当时没有汉化,在这漫漫800多年里也与周边其他民族融合了,不可能在几百年后繁衍出一个庞大的满州族。
2,距金国灭亡几百多年出现的满人,还在氏族公社和奴隶制之间徘徊—金国的时候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封建社会，怎么他们的后代过了几百年不但没有进化却退化到奴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同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如果”女真”与”满洲”是同一个民族的话,世界历史必须对这种特殊现象重新进行研究,可能全人类的历史都要重写。
三 双方民族文字的巨大差异
文字是传承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载体，我们看一下东亚一些文字的发展路线吧:
汉字-〉日本汉字-〉假名
汉字-〉女真大字
汉字-〉女真小字
梵文-〉藏文-〉蒙古新字
回鹘文-〉蒙古文-〉满文
可见女真和满族的文字来源是不同的，从文字发展上看应该不是一个民族。
下面具体比较一下这两个民族的文字:女真文是金代用于记录女真语言的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很像汉字。笔画有横，直，点，撇，捺。 书写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换行。
女真字
再来看看满文，满文是拼音文字前期参照蒙文创立，后来又有所改进。 但是满文和女真文是属于不同的文字。而且文字本身毫无相似之处。 满人只恢复蝌蚪文,如果真是女真人后代的话,为何不恢复类似于汉字的金国字?
满文
其实就算文字有着许多的共同点都不能证实是同一民族。 比如：日本文字，西夏文字，契丹文字都是根据汉字所创，但使用者是几个不同的民族。更何况女真文字和满文的巨大差别,更难以证明双方是同一个民族了。
四 两个民族服饰上的不同
1 女真服饰
女真人的服饰受汉族影响很深,明显也是交领衣服《三朝北盟汇编·女真传》说女真服饰“衣短而左衽”。宋人的《虏廷事实》中说女真：“自古以来披发左衽”。
侵入黄河流域后，女真头饰有裹逍遥巾的，即以黑纱笼髻，上缀五钿，年老者为多。冬戴羔皮帽。《金史·舆服志》记载，女真女子喜穿遍绣全枝花的黑紫色六裥襜裙，襜裙就是前引《大金国志》所说用铁条圈架为衬，使裙摆扩张蓬起的裙子。上衣喜穿黑紫、皂色、绀色直领左衽的团衫，前长拂地，后长拖地尺余，腰束红绿色带。许嫁女子穿褙子（称为绰子），对襟彩领，前长拂地，后拖地五寸，用红、褐等色片金锦制作。头上多辫发盘髻。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女真进入中原后,服饰受到华夏族影响后,衣着逐渐比较华丽的,发型与饰物也讲究起来。
下图为:六裥襜裙黑纱笼髻
事实上,随着金国的汉化,女真人逐渐直接干脆穿戴起了汉服。金国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并且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内容。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金国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由这些政府禁令可见:女真人却纷纷改着中国人的服饰，并且屡禁而不止。
而反观满族的服饰,大拉翅,高跟旗鞋。衣着不但没有进化,反而比女真服饰粗糙,尤其是领口为右衽,女性的头部饰物更与女真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他们是女真后代的话,在明末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时,穿戴的肯定是汉服才对。
五 民族姓氏的不同
《金史》记载的女真姓氏有:完颜、乌古论、纥石烈、徒单、女奚、兀颜、蒲察、颜盏、温迪罕、石抹、奥屯、孛术鲁、移剌、斡勒、纳剌、夹谷、裴满、尼忙古、斡准、阿典、阿里侃,温敦,吾鲁,抹颜,都烈,散答, 呵不哈,乌林答,仆散,术虎,古里甲。
另一方面,随着侵入中原,女真人逐渐采取了汉族姓氏。上文提到的有关服饰的几条禁令,都包括了禁止女真人使用汉族姓氏。金国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前面已经说了此次禁令还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这些禁令同时也说明了采取汉族姓氏是整个女真社会的风气。至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据陈述先生统计，金代女真人译改的汉姓共计 59个。
本文章引用通告地址(TrackBack Ping URL)为:http://post.blog.hexun.com/hanminzu/trackback.aspx?articleid=16920616&key=633384134955970000乾隆皇帝所做出的主要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件事：
第一件是编修文化典籍。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康熙前面已经叙述，是一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皇帝，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很多，主要有：
（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第一份告成，共收书3461种、79309卷。随后继续进行，到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又告成6份，已历时15年。后再查核、校误和补遗，直到五十八年(1793年)才告结束，参与者前后4186人，时间长达20年。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其一，保存珍贵遗产。集中全国的力量，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地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使大量书籍虽经天灾人祸而被保存下来。其二，方便学人利用。北到关外，南到江浙，禁城之内，皇家御苑，士林学子，阅览抄录，嘉惠读者。其三，有利文化传承。1983年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流传世界。其四，便于分类检索。“以类求书，因书治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再分44类，又分66目，条理井然，易于查检。但是，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也删了不少书、改了不少书、禁了不少书、毁了不少书。有人据《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禁书总目》等资料统计，毁书约3000余种、六七万部。可见，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总之，要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乾隆佛装像（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其事，“每得一卷，即行进呈，以候裁定”。后用朱文刻印的《满文大藏经》，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又刻印《大藏经》（也称“龙藏”）。
（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称《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以老满文书写，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抄录七份：《无圈点字档》（草本）、《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还有《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无圈点老档》原本40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4）乾隆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5）《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6）乾隆重视京师文化，体现在：一是编绘《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共160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做了载述。
第二件是维护、兴建皇家园林。乾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三件是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园林胜景，名山古迹，所到之处，挥毫题字，墨迹之多，罕与伦比。乾隆撰写了大量文章，仅编成文集的就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共1350余篇，还有《清高宗圣训》300卷。乾隆尤喜爱作诗。他的御制诗集，登极前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期间的《御制诗集》共有5集，434卷，有人统计，其初集4166首，二集8484首，三集11519首，四集9902首，五集7792首，共计41863首。他的诗总计42613首。而《全唐诗》所收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帝是个业余诗人，以一人之力，其诗作数量竟与留传下来的全唐诗相仿佛，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令人敬佩（当然，其中有一些诗为他人代笔）。可以说，乾隆诗作之多，有史以来，首屈一指。他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
第四件是蠲免天下钱粮。御史赫泰曾上疏：“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所以，乾隆断然下令蠲免全国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400万石米），累计蠲免赋银2万万两，约相当于5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蠲免全国钱粮，收到社会效益：“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这话虽有夸饰，但说明此举确实受到欢迎。乾隆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在封建王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五件是统一整个新疆。北京内城南面西为“宣武门”，标榜皇帝“宣武”。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宣武”的，明朝有洪武、永乐，清朝则有太祖、太宗、康熙、乾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他的武功之一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第六件是完善治理西藏。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第七件是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共修建石砌海塘4000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抗御海潮侵袭的能力。
第八件是中华各族一统。清朝已经历“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六代，乾隆则是集大成者。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乾隆时的人口达3亿。清朝“三祖三宗”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个无法给出一个确切数字,因为很多皇帝的死实际上都是迷,有很多是后人推测.
资料
http://xk.cn.yahoo.com/articles/071127/1/5vuz_4.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700081.html?si=2
1．因服丹药而发狂
从史书记载看，最早服丹药以求长生的皇帝，是东晋的司马丕。这位青年皇帝，以其书法传名于后世，但他的政绩似乎无可称道。《晋书·帝纪第八》记载，司马丕好黄老之学，听信方士的鬼话，年纪轻轻就服起了长生药。他20岁即皇帝位，24岁时竟玩起了大辟谷，一度不吃饭，靠服长生药维持生命，结果因服药过多而中毒，以致无法处理国家政务，一年后死去。在位5年，死时25岁，成为因服丹药而死的皇帝中最短命一个。
司马丕虽然因服丹药而死，但并未有什么危害他人的行为，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服丹药的结果却十分可怕。
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为建立北魏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但他贪恋女色，30来岁便身体虚弱，未老先衰。他信奉道教，妄想长生不老，于是朝臣董谧便投其所好，向他献上一部《服饵仙经》，说是此书有炼不死药之法。拓跋珪立即授他为仙人博士，设立“仙坊”，煮炼不死药。药成之后，他先令犯了死罪的囚徒试服，结果多中毒而死。
但拓跋珪却坚信不死药可以炼成，到处访求术士，为他炼制丹药。后来终于炼成了一种寒食散，令人试服，未见中毒，于是他便长期服用。寒食散是用朱砂、石英等五种矿物质炼成的有毒丹药，开始他在老御医阴羌的指导下服用，未出现什么问题。后来阴羌死去，他失去了指导，胡乱服药，导致中毒，药性时常发作，到了天赐六年（409年），中毒症状更加严重，加上这一年又常有天灾，灾讯不断传来，他更加忧虑烦躁，终于精神失常。他或是数日不食，或是通宵不眠，喜怒无常，经常怪罪臣下，说朝中百官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老是怀疑有人要造反。他回忆以往的成败得失，或哭或笑，整日整夜地自语不休，好像在与鬼物辩论。对那些前来奏事的朝臣，他一想起其以往的过失，便将其杀掉，朝臣哪怕是表情异常、呼吸不均、言辞欠妥，乃至走路的速度快慢不均，他便认为他们怀恨自己，亲手殴击，被打死的人就摆在天安殿前，任其尸体腐烂发臭。他趁辇车出游时，常用剑砍击车夫头部，砍死即换，有时一天砍死数十人，真闹得朝野惶惶，人人恐惧，惟恐一不小心，死在这个精神病皇帝人手里。
拓跋珪整天怀疑有人造反，且杀人太多，也怕被人所杀，因此经常变换居所。他夜宿何处，只有宠姬万人知道。不料，这万人又与他的二儿子拓跋绍有一腿，万人后来失宠被囚，托人密告拓跋绍，让他设法救她出来，性情残暴的拓跋绍当天夜里找到他老爹的住处，将他杀死。这个死于儿子之手的皇帝，时年39岁。
2．求不死，反而速死
也许拓跋珪没有嬴政、刘彻那么伟大，或是他的死与服丹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因服丹药而中毒发狂的悲剧并未被后世的皇帝引为鉴戒。到了唐朝，幻想长生不老的皇帝们又开始猛服丹药。
这些被方士称为服用可以长生的丹药究竟是啥玩艺，唐人张九垓在《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一书中有记载：丹药分阴阳两种，“阳药有七，金二石五，黄金、白银、雄黄、雌黄、曾青、石硫磺皆属阳药也。阴药有七，金三石四，水银、黑铅、硝石、朴消皆属阴药也。阴阳之药各禀其性而服之，所以有度世之期，不死之理者也。”张九垓所言，当然是指唐朝的丹药。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太清丹经要诀》中也有关于丹药的记载，但孙思邈说，这类丹药主要以汞为原料炼制而成。由此可见，服用这类丹药，只能对身体有害，而多食则会危及生命。
唐太宗李世民，和嬴政、刘彻一样，都是中国皇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歌颂他阁下英明伟大的书几火车也拉不完。但他阁下到了晚年，也同样犯了和嬴政、刘彻一样的低级错误，也即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与嬴、刘二阁下不同的是，他并非去求神仙，而是让一个印度方士为他炼制长生药，而后服用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右卫率长史王玄策讨伐天竺国获胜，掳得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婆寐的方士，此人自称有长生之术。王玄策大喜，认为这下讨好皇帝的机会来了，皇帝对天竺国的珍奇宝玩可能不感兴趣，但他不会不想长生不老。
王玄策回到长安，向李世民献上方士，那罗迩娑波寐说自己已200多岁，一番天花乱坠的胡扯，令李世民深信不移，对他敬若天神。当即把他安排金飚门客馆下榻，让他炼制丹药，并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此事。随后又按印度方士开出的药单，派使者到全国各地采集怪药异石，国内采不到的药材，又派使者到婆罗门等国求取。
《新唐书·天竺国列传》记载，这个印度方士炼丹用的“畔茶法水”，出于石臼中，有石象人守护，水有七种颜色，或热或冷，能销熔草木金铁，人手探入水中，皮肉即腐烂，只能以骷髅去舀。炼丹用的药材之一，是一种奇怪的树叶，其树名叫“咀赖罗”，其叶如梨，生在深山的崖洞中，有巨虺把守洞穴，人不可进入。要取此叶，需以方头的箭矢射树枝，树叶落下来被群鸟衔去，需再射，方可得之。其它炼丹的材料取之艰难奇诡，大略如此。又有史籍记载，印度方士炼这种丹药，主要用了水银、硫磺、砒霜等物。
数月之后，长生药炼成。李世民一年前患风疾症，大概只是神经性头痛之类，吃了此药后，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加重。李世民又遵方士之嘱，加大服用剂量，结果严重中毒，于次年五月暴亡，年仅51岁。
李世民因服长生药而死，并未引起他的儿孙警醒，继李世民之后，仍有不少皇帝企图靠服丹药以求长生。
唐宪宗李纯，号称唐朝中兴之主，比起那些昏君庸主，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他后来自以为功绩已著，天下太平，便渐渐骄侈起来，不但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宇，而且笃信佛教，欲求长生，曾下诏遍求天下方士，使其实现长生不老的宏愿。
皇帝诏书一下，朝臣中便有人积极响应，江湖骗子接踵而来，宰相皇甫铁和金吾将军李道古等人，先后向李纯推荐方士柳泌与和尚大通，说这两人会制不死药，柳泌自称已400岁，胡说：“天台山是神仙聚集之地，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如能做那里的长官，或许可以得之。”那个大通和尚也自吹神通广大，说自己已经150岁。又有方士田元佐自称有化瓦砾为黄金的秘方。李纯不爱黄金，只对长生不老感兴趣，便授柳泌为台州刺史，并赐服金紫。谏官上奏说：“先帝也有宠方士者，但未使其做地方官。”李纯作色道：“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又有何吝惜封他官职。”于是群臣均不敢再谏。
柳泌到了台州，驱使当地官民到深山采药，稍有怠慢，即遭鞭笞，折腾了一年多，一无所获。柳泌恐骗不过皇帝，举家逃往深山，被浙东观察使抓获，解往京师。李纯一直心存幻想，不但未治他的罪，而且封他为翰林院待诏，让他居兴唐观精心炼制长生药。柳泌胡乱捣鼓了一通，声称药已炼成。李纯大喜，立即服用。但不久便烦躁口渴，身体异常。起居舍人裴潾上疏切谏，说方士都是为利而来，他们炼制的金石之药只可疗疾，不可常食，更不可能使人长生。并提出，炼出的药，要让炼药的方士和推荐他们的人先服一年，以考其真伪。裴潾这番话全是为皇帝老爷着想，不料李纯竟大发雷霆，将他贬为江陵令。
李纯服用柳泌的长生药，性情日益暴躁，身边宦官往往无端获罪被杀，闹得人人自危。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内常侍陈弘志与观军容使王守澄合谋，将时年43岁的李纯杀死于中和殿，对外宣称皇帝因药性发作而暴死。
李纯被宦官宰掉之后，其第三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李恒荒淫奢侈，终日沉湎酒色，又好游猎，宴乐、赏赐无度，对朝政漠不关心。他即位之后，虽然处死方士柳泌等人，但后来自己又受方士诱惑，欲求长生，服起丹药来。处士张皋上疏规劝，说先帝信方士的妄言，服药致疾，陛下不是不知，岂能蹈其覆辙？李恒嘴上称赞张皋说得好，但仍照服不误，致使身体更加虚弱。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李恒与宦官击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上摔下，李恒也因此受惊得病，卧床不起。但他仍把丹药当作救命稻草，大吃特吃，勉强支持了一年多，终于因服丹药过度，一命呜呼，时年30岁。
武宗李炎，是李恒第五子。会昌五年（845年），他曾下诏陈佛教之弊，令毁全国寺院，僧尼还俗者达26万余人。史称“会昌灭佛”。但这个不信佛的皇帝，却笃信道教。早在下诏灭佛的前两年，他就下令在宫禁中修建望仙楼，幻想在楼上与神仙相会。他于诏令灭佛的同时，又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来朝，让他们讲解道术，并在宫中建金录道场，亲临九天坛接受法录。后又封衡山道士刘玄清为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赵归真住宫内，撰修法录。宰相李德裕劝他勿被方士所惑，他却说“我对归真很了解，他过去没什么大过。我召见他，不过是和他谈养生术而已。”他相信赵归真等道士服丹药可以长生不老的鬼话，令他们加紧炼制仙丹。又命在南郊建望仙台，令神策军重修宫中的望仙楼与郎舍539间，准备以后服了仙丹后与神仙相会。哪知李炎服了赵归真、刘玄清等人炼出的丹药后，竟和他的爷爷李纯一样，变得性情躁急，喜怒无常，到后来中毒太深，面容枯槁，口不能言，33岁便到爷爷、老爹那里报到去了。
宣宗李忱，是宪宗李纯第十三子，和李炎是同父异母弟。他在治国方面有老祖宗李世民遗风，时称“小太宗”。他和老哥李炎对着干，下诏重兴佛教，令凡于武宗朝所毁寺宇一律重建。但有一点和老哥相同，那便是服丹药以求长生。起初，他令道士配制长生药，道士知长生药都是骗人的勾当，宪宗、武宗因服药或病或死，朝野皆知，若再把“今上”毒死，自己小命难保，便开出一个怪方：制长生药需李子衣、桃毛、龟毛、兔角、生鸡膜各10斤。这样的材料，当然无法配齐。李忱知道士借故推托，又令人遍访名医。结果有个叫李玄通的人，得到李忱的宠信，以70万钱的高薪聘入宫中，任其为太医，并命其配制长生药。李玄通不负帝命，与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三捣鼓两捣鼓，终于把仙药捣鼓出来。哪知李忱服药后，背上竟生出了毒疮。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李忱背上的毒疮恶化，以致不能视朝，没几天便永别人世，时年50岁。
皇帝们炼丹服药，求长生不老，为国人起到“表率”的作用，臣民群起效仿。尽管皇帝老爷接二连三地因服丹药而送命，许多人仍执迷不悟，从宫廷到民间，无论是文臣武将、商贾匠作，还是文人士子、平民百姓，其中均不乏妄求长生者。那个向宪宗李纯推荐方士柳泌的李道古便是因服丹药中毒，呕血而亡的。一些人拜师炼丹，服药中毒，死前怕人笑话，嘱家人夜间偷偷埋掉，张籍曾作《学仙》一诗，讽刺这种荒唐之举：“药成既服令，计日乘鸾凰。……虚羸生疾疹，寿命多夭伤。身殁惧人见，夜埋山谷旁。求道慕灵异，不如守寻常。”就连曾因上书谏迎佛骨，坚决反对炼丹服药，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不死乃速得死”的韩愈，到了晚年，也相信丹药可以使人长生，终因服金丹中毒而死。白居易曾作诗“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慨叹文豪之死。
据考证明朝皇帝尊崇道教（如武当山就是明代皇家的道教建筑群，其中真武大帝塑像就是按照朱棣本人塑造的），故明朝皇帝有炼丹药的习惯，大都死于过量服用丹药中毒而早逝。1566年3月，嘉靖告诉大臣徐阶他大病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也是这一年，嘉靖死于丹药中毒，死，对这个绝望的皇帝其实是种解脱。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卒，葬于定陵。八月，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但光宗仅仅执政一个月，就因病服用鸿肿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而亡，史称“红丸案”。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光宗病重，太监崔文升进呈泻药，光宗服后病情更为加重，一昼夜大便三四十次，廷臣纷纷指责崔文升不知医，妄进药，亦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所指使。八月二十九，光宗病情更为加剧，鸿肿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死去，朝廷内外开始议论纷纷。御史王安舜首先上疏，请求重罚李可灼。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还上疏请究治崔、李奸党。结果，朝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发配远方充军。后来，魏忠贤执政翻“红丸案”，李可灼免戍，崔文升被任命为总督漕运。直到魏忠贤失势时，崔文升才被捕下狱。
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历史学家们近年来对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炼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
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
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
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
访求术士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春，雍正闹了一场大病。为治病，他命令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术士。这份谕旨没有让负责抄录的大臣代笔，而是皇帝一份份亲自书写，足见他对这件事的高度重视。
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写折子说，当地有个人叫龚伦，有长生之术，86岁时还得了个儿子。雍正立即谕令此人进宫，但此时龚伦却死去了。为此，雍正十分惋惜。
浙江总督李卫秘奏说，民间传闻河南道士贾士芳有神仙之称，特推荐此人进京为皇上治病。贾士芳原是北京白云观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贾士芳进宫初期，雍正还觉得治疗挺见效，可后来他渐渐发现，贾士芳用按摩、咒语等方术控制了自己的健康。天子岂能容他人摆布，雍正于是下令将贾道士斩首。
雍正虽然杀了贾士芳，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对道士的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从闹病到死去的大约5年时间里，他一直频繁地参加道教活动。此外，他还在主要宫殿安放道神符板，甚至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让道士娄近垣等人居住。雍正在苏州给道士还订做了法衣，一次就是60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雍正当年穿道教服装的画像。所有这些都说明雍正确实信奉道教。
雍正如此尊崇道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治病驱邪”。
秘密炼丹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
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其主要内容是：十一月十七，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桑柴750公斤，白炭200公斤。十二月初七，海望、刘胜芳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的铁火盆罩一件，红炉炭100公斤。十二月十五，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十二月二十二，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档案中提到的秀清村位于圆明园东南角，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清代皇家宫苑取暖做饭所用燃料都是定量供应，并有专门账本，从不记入《活记档》。同时，操办这件事情的海望是雍正心腹，刘胜芳则是雍正医疗保健的总管太医院院使。而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雍正八年末，雍正就在圆明园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专家从《活计档》中发现，从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5年间，雍正先后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其中光为炼丹用的煤炭就有234吨，此外还有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由此可以想见几年间秀清村炼丹的情景。
服食丹药
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
在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曾经两次赏发丹药，对此《活计档》里是这样记录的：
第一次三月二十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四匣，按雍正旨意，分别赏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赞穆登、提督樊廷等四位大臣。
第二次是四月初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一盒，按雍正的旨意，用盒装好赏赐给散秩大臣达奈。
这两次赏赐旨意都是从圆明园来的帖子传发，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由此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在圆明园的御用炼丹炉里炼制的。
丹药中毒
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
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
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
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
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
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历史巧合
人们或许会问，雍正既然是因吃丹药丧命，那么炼丹道士是应该杀头的，可是乾隆为什么仅仅把他们赶走就算完了？对此研究者以往大多解释说，乾隆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大丧期间不宜杀人。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唐高宗与乾隆皇帝处理道士的方法十分相类，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吃了古印度国方士的丹药突然死去的，当时朝中大臣们都坚决要求把这个胡人杀掉，但是刚刚登基的唐高宗却担心，大唐天子吃丹药死去，这不是一件好事，传出去会让天下人笑话，真的杀了那位胡人，肯定会闹得风风雨雨，所以最后还是将那个印度方士赶回去了事。
乾隆“驱逐”炼丹道士与唐高宗的做法竟然如出一辙，难道是一种偶然巧合？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为父皇遮丑这一点上，乾隆与唐高宗使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雍正皇帝在执掌朝政方面，以求真务实治天下，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的悲剧是不懂生与死的自然规律，迷恋于炼仙丹、吃仙药，一心想长生不老，最后仅以58岁享年，就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参考资料：http://wx.zwwx.com/n324091c51.aspx